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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奇渊 杨盼盼 肖立晟】 “一带一路”投融资机制建设:中国如何更有效地参与

 “一带一路”倡议已进入具体推进、落地阶段。在此过程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需求巨大,但潜在风险也值得关注。本文提供了三个角度,对中国参与建设共赢、可持续的“一带一路”投融资机制提出了建议。第一,投资主体借力借势布局。中资银行业在非洲的布局分析,说明了中资金融机构的布局还可以利用现有国际金融中心之间的竞争关系,为拓展布局找到新空间。第二,绑定各方投资伙伴的利益。马歇尔计划特殊账户机制的启示,就是要将相关方的利益进行绑定,推动“一带一路”线上的双边合作、第三方合作。其三,对投资对象需要约法三章。以津巴布韦使用人民币提议为例,相关思考的启示是:投资对象国必须整肃金融纪律,改善营商环境,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有效产能。

 

 

     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中亚、东南亚国家期间,分别提出了 “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共建倡议,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提出3年多,2017117日,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的开幕主旨演讲对其进行了总结:至今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响应支持,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合作协议,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投资达到500多亿美元。[1]这些数据体现了“一带一路”倡议所取得的进展和在国际范围内获得的认可。

  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内涵,2015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进行了具体阐述。其中的“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是对“一带一路”内涵的重要概括。“五通”当中的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尤其是一些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深化金融合作,推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发展投融资体系和信用体系建设。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在全球经济陷入长期停滞(secularstagnation)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本身建设的资金需求就在趋于上升;而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国内金融市场普遍面临严峻挑战,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投资(尤其是长期基础设施投资)的能力出现下降;此外,原有国际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的投资能力也远远无法满足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长期建设资金需求。在此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所涵盖的资金融通内容,必然引发沿线国家的高度关注。例如,丝路基金、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等新机制的成立,引发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强烈反响。

  但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融资机制建设当中,也面临着诸多风险与挑战。本文首先就对这些巨大投资需求及其蕴含的风险进行了分析。实际上,这些风险和挑战也已经引起了学界广泛的关注。那么如何应对这些问题,从而使“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投融资机制具有可持续性?本文接下来的部分,将从三个角度对“一带一路”投融资机制的建设进行分析。这三个角度包括:马歇尔计划的启示、关于津巴布韦提议引入人民币的建议、中资银行在非洲进行布局的思考。这三个角度未必全面,但是将为我们建设性地思考“一带一路”投融资机制,尤其是中国如何有效地参与其中,提供了现实的切入点。

巨大的投资需求和风险并存

  “一带一路”区域的基础设施项目投资需求巨大,其中以设施联通当中的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最为重要,很多研究机构都对全球在未来15年间这方面的投资需求进行了测算。不过各机构的测算结果差异很大,从波士顿咨询公司的7万亿美元,到布鲁金斯的27.2万亿~31.4万亿美元,差异达到4倍左右。不过经合组织、联合国贸发会、世界银行的结果则更接近较小值的情形(表1)。但即便按照测算的下限来看,全球基础设施项目投资需求也非常巨大。 


  我们的研究团队对“一带一路”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需求进行了测算[2],在我们测算的基准(benchmark)情形中:20162030年期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需求将达到2.9万亿美元。[3]

  从空间角度来看测算结果,我们可以观察“一带一路”建设的六大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其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需求分别为:中巴走廊250亿美元,中蒙俄走廊990亿美元,中国—中南半岛1640亿美元,孟中印缅经济走廊1950亿美元,新亚欧大陆桥7470亿美元,中国—中亚—西亚走廊7920亿美元。 


  从分项基础设施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各项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也并不均衡,海港、航空、公路、电力、固定电话等领域的基础设施发展水平都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尤其是海港、航空、公路的发展水平,都显著滞后于全球平均发展水平。这些领域都急需更多建设资金的投入。

  但是需要并不等于有效需求。很多发展中国家政治环境不稳,社会矛盾和制度问题根深蒂固,财政和货币纪律失控。这类国家和经济体,对基础设施投资也可能会有较大的需要,但却未必有充足的偿付能力。作者等人根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融资需要测算,将其与国家主权信用评级数据库进行对接、并剔除中国本身,从而得到了中国之外、发展中国家总体融资需求的信用分布情况。研究结果显示:如果发展中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没有大的变化,那么2020年的基建投资总体融资需要当中,有16%来自于无评级国家,35%来自于投机级国家,只有50%来自于投资级国家。同时,2020年的基建投资总体融资缺口当中,投资级国家占比更低,只有39%,剩下的六成都来自于投机级国家(44%)或者是无评级国家(18%)。[4]

 

   可见,在参与“一带一路”投融资机制建设过程中,中国将面临较大的风险。不过我们也要看到,不同类型项目在投融资机制方面也是有差异的,有些项目本身具有可持续的收入来源,即便在信用评级不高的国家也可能具有可持续的投资条件。甚至我们还可以对不同类型的项目进行打包、整合,使得没有收入来源的项目和有持续收入来源的项目相结合,从而构建更具有包容性的、普惠性的投融资机制。在这方面,中国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范围也已经做了很多有益的尝试。

  以上我们主要介绍了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但是,在中国参与“一带一路”投融资机制建设的过程中,所涉及的资金需求远不止于基础设施建设。还包括更大范围官方主导的发展融资,以及企业和私人部门参与的商业投资项目。如果从这些更宽的领域来看,所涉及的投融资需求还将更为巨大。事实上也是如此,在上述领域,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经积累了极为可观的投资存量。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和贷款规模还将继续快速上升。

  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巨大投资需求背后,隐含着巨大风险和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如何确保中国对外投资和贷款的安全——这是中国对外提供投资的底限,同时也是中国资本可持续地发挥国际影响力的基本条件。为此,中国需要完善领事保护制度,完善事前评估和预警,加强海外军事存在。此外,我们还可以从投资伙伴、投资对象、投资主体这三个角度做进一步的分析。首先,从投资伙伴的角度,笔者将基于马歇尔计划的历史经验,就如何整合投资伙伴的利益,创造更为友好的投资环境进行探讨。其次,从投资的接受对象角度,尤其是政府合作层面,如何使得中国参与的投融资机制建设具有可持续性、更为健康?就这个问题,我们将以津巴布韦为例,探讨东道国需要配合推进的改革措施。最后,从投资主体的角度出发,中资金融机构是“一带一路”投融资机制建设的直接推动者,笔者将以其在非洲的布局为例,给出“借力借势”的布局思路。

马歇尔计划的启示:双边和第三方合作、绑定各方利益

  西方国家利用国际游戏规则在几个世纪的长袖善舞,对现阶段的中国制定政策也有诸多启示。虽然“一带一路”倡议绝非“中国版马歇尔计划”[5],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投融资机制、方法论层面汲取一些经验。

  首先,在推动对象国经济改革方面,马歇尔计划给出了可置信的惩罚机制。

  二战后,美国向欧洲国家推出马歇尔计划,着力于维护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为受援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制度条件。西欧长期的战时管制影响深远,在战后艰难复苏的过程中各种管制并未自然减少,相反,甚至出现了更多的管制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内耗。“马歇尔计划”则要求受援国做出更加市场化的承诺,这些承诺包括:放松价格管制、平衡政府预算、保持金融稳定、保持汇率在合理水平、降低和消除配额及各种贸易管制。这就从外部约束的角度,打破了西欧国家走向管制和计划经济的惯性,为西欧经济起飞创造了良好基础。[6]

  与此同时,提供融资的计划也要包含可置信的惩罚机制。美国在战后的马歇尔计划当中就加入了可置信的惩罚机制。当时,美国要求受援国每接受1美元的援助,就要在对应账户中存入相应规模的本币,而这个账户的资金,用途就由美国政府说了算。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每1美元的援助,都有可供支配的2美元真实资源。这种干预真实存在。例如,1948年美国拒绝法国动用这个对应账户,直到法国新任政府承诺预算平衡措施。又如,联邦德国政府的账户资金也曾面临延期使用的情况,直到其重新回到遵守财政纪律的正轨上。

  当然,马歇尔计划的弦外之音,只是要让西欧国家重返到战前的市场竞争体系——从这个角度而言,如果要对现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系进行重塑,难度肯定更大。甚至如果直接照搬马歇尔计划的做法,也容易招致对方国家的反弹。但是马歇尔计划的核心,是将美国提供的资金与东道国的资金进行一种强制绑定。在这样的约束条件下,双方的利益就形成了一致。因此,我们未必学习马歇尔计划的特别账户机制,但是可以参考这种利益绑定机制。

  其次,利用双边或第三方合作机制缓解潜在压力和风险。

  实际上,引入更多的参与方,这就是一种利益绑定机制。以国际银团贷款为例,该业务是国际金融市场上最重要的融资方式之一。根据汤姆森财务公司(Thomson Financial)的统计,2000年开始,全球银团贷款就已经大大超过债券和股票融资,国际上重大的项目建设、兼并收购几乎无一例外地采用国际银团贷款进行融资。2015年全年,全球银团贷款额高达4.7万亿美元,除了纽约和伦敦两大中心之外,香港是第三大国际银团贷款中心。

  通过国际银团贷款提供融资,中国可以引进多样的银团投资者,尤其是以下三类投资者。1)欧美或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优质合作方。以香港为例,香港银团贷款业务经过40余年的发展已较为成熟,产生了以花旗、汇丰、渣打为代表的牵头行和参与行,在贷款风险评估、贷款分销、定价、审查等方面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制度体系。香港发展国际银团贷款业务在操作上不存在任何制度障碍或技术难题,从而能够为国内金融业走出去分担资金压力,尤其是减少或分散商业风险。2)东道国当地或者该区域的金融机构。如果东道国的金融机构在其中占有可观的份额比例,也将有助于减少或避免商业风险和政治风险。3)中国金融业的同业机构。引入这类机构既可以分担资金压力、分散风险,还能够使中国金融业同业机构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形成一致的利益共同体,从而缓解互相恶性竞争的现象。

  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做更多的制度安排,以确保中国投资安全。例如,在投资项目破产清算的情况下,对于优先偿还顺序的安排,应将中国银行业机构置于较为优先的位置,同时把东道国本国机构置于较后的位置,从而使得东道国金融机构的利益与中国金融机构的利益绑定,进一步达到减少政治风险、商业风险的效果。

  进一步地,还可以推进国际银团贷款的资产证券化,提高二级市场流动性。中国发展国际银团贷款业务,不能只注重银团贷款的发起阶段,还需要积极探索推进国际银团贷款的证券化,提高二级市场的流动性,从而减少资金占用、提高资金的回报率。从国际经验看,银团贷款的证券化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以可转让贷款便利为主要载体的初级模式。在此模式下,国际银团贷款的牵头行与参与行之间、参与行和参与行之间、参与行和非参与行之间可以进行贷款出售和转让。这种证券化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分散风险,提升银行资产的流动性,但参与主体主要局限于大中型商业银行,交易不够活跃。另一种是设立特殊目的机构(SPV)的高级模式。在此模式下,原有贷款从贷款市场(信用市场)转移到资本市场,不仅能够解决银行资金流动性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使商业银行不再扮演风险中心的角色,而让那些风险偏好的投资者成为风险的真正承担者,有利于在维护银行业稳健运行的同时促进资本市场的繁荣。

  此外,更为广泛的第三方合作,还可以:1)发挥欧美国家在技术、金融网络方面的比较优势;2)减少国际社会对所谓“中国推行新殖民主义”的猜疑心理;3)提高透明度,减少中国对外投资项目在环境评估、人权问题等领域面临的批评;4)增加东道国的违约成本,更大程度上保护中国投资的安全性。

津巴布韦关于引入人民币提议的启示:融资条件约法三章

  2015年初,津巴布韦副总统姆南加古瓦提议,“使用人民币作为津巴布韦法定货币”。对此,中国应该做出何种选择?

  我们需要从三个层面进行分析:其一,津方提议的出发点何在,这一提议对津方的核心利益是什么?其二,如果中方接受津方提议,那么人民币在津成为法定货币,这种移植的货币体系是否具有内在可持续性,或者其可持续性条件是什么?其三,如果考虑更长远一些,人民币在津的货币体系,是否可以复制到其他地区,这种复制可能存在什么问题?针对津的问题,本文主要从前两个层面展开分析。

  津方提议人民币作为其法定货币,其意在于建立起人民币主导的法定货币体系。在这次提议之前,美元、英镑、南非兰特、人民币、日元、澳元、印度卢比、博茨瓦纳普拉、欧元,这9种货币都是津的法定支付货币,其中已然包含了人民币。不过目前的货币体系中,美元仍处于主导。而当时津副总统在重要会晤场合给出这一提议,显然是要大幅提升人民币在津的地位。结合津方对中国投资的期待、津方长期以来饱受英美制裁,以及外债形势严峻等背景,我们不难理解津的提议。但是津方提议,其意图可能并不在于解决货币问题本身。

  在引入外国货币之前,津巴布韦面临严重的通胀。2002年,津步入100%的通胀率时代,2006年上升到1000%以上,2007年的通胀率超过百分之2万,2008年甚至高达百分之220万!后来的100万亿津元,在日本央行的货币博物馆也是个稀罕物。

  高通胀的背后是货币政策为财政赤字融资,财政赤字的背后则是长期以来的内外交困:津巴布韦长期以来经济衰败,更遭受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制裁。

  20094月之后,津巴布韦陆续引入9种外国货币作为其法定支付货币。津巴布韦的通胀率迅速转向稳定。20102012年,津通胀率一直维持在3%~4%的合意水平;在初级品价格大幅下降的情况下,2013年、2014年,津通胀率分别为1.63%-0.22%。可见货币改革后,津的通胀率已经进入到正常区间。津的人民币提议,意图并不在于解决货币问题本身。

  津方提议,很可能是出于财政角度的考虑。2009年之前,津通过超高恶性通胀向财政赤字提供融资,这只是拆了东墙补西墙。而此后津引入外国法定货币,虽然根治了通胀问题,但是在赤字财政缺乏根本变化的情况下,这种货币改革等于拆回了西墙、来补东墙。

  由于根本矛盾并没有解决,等到货币体系回到健康状态的同时,津政府却发现:赤字财政面临着凶险的境地。2013131日,津财政部陷入财政枯竭,支付完当期公务员的薪水之后,公共账户上仅余217美元。另一方面,津巴布韦的财政赤字过度依赖外资,这导致了财政赤字在很大程度上转化成了政府外债。

  在2009年货币改革、失去了铸币税手段之后,政府外债余额从2008年的53亿美元,上升到了2013年的82亿美元,增量达29亿美元,同年政府外债余额占GDP比例为61%!而在19952008年期间,因为可以通过高通胀获取铸币税,公共外债余额仅从50亿美元上升至53亿,增量为3亿美元。可见,失去通胀这种隐形税收之后,政府赤字更加严重依赖于外债了。

  与此同时,赤字财政用于大规模刺激消费,并没有形成有效的生产能力,供给端一直面临瓶颈。因此,十多年来津巴布韦持续面临严重的国际收支失衡,20112013年,经常账户赤字占GDP比例持续超过20%

  总之,2009年的货币改革虽然成功缓解了通胀,却截断了赤字财政的无限融资渠道,也失去了汇率对国际收支失衡调整的政策渠道。按目前的状况,津方的财政状况、国际收支平衡都将难以持续,两个领域的风险都在迅速积累。

  津急需改变当前的货币体系,但选择有限。虽然物价稳定,但出于财政目的,目前的货币体系也必须要进行改变。

  一种选择是,回到2009年之前的状态,通过超高通胀率来为赤字财政融资。但是这种做法已经被证明具有很大政治风险,显然行不通。

  另一种选择就是在引进外国货币的道路上,更进一步。也就是干脆选择某种国际货币(美元、日元、英镑、欧元,以及正在做大的人民币等)作为主导的法定货币。比如说美国,假如津以出让货币主权为条件,美国可能出于两个原因以零成本、或者低成本向津提供美元:第一,印刷美元的直接成本几乎为零。第二,达成协议之后,美国有义务帮助津维持货币体系的基本稳定,提供充足的流动性。

  但是,津巴布韦在美国的独裁国家黑名单上,以美为首的西方国家都不可能和津达成这种协议。而且,从经济上考虑,以津目前的经济基本面,即使一次性向其提供充足的美元流动性,在津美元也会通过外债偿还、国际收支逆差等渠道大量漏出,直到流动性再次枯竭。而外流的美元,将形成美国的对外负债。

  对中国而言也是如此。如果中国无条件对津货币体系托底,将面临长期沉重负担。

  如果中国向津提供一次性充足的人民币流动性,这种成本固然有限,但是,如果津巴布韦无法解决目前的产能瓶颈、持续的国际收支逆差,以及严重依赖于外债的赤字财政,那么在津人民币的流通就存在巨大的外部漏出窟窿。

  按目前的状况,如果津的对外贸易全部使用人民币结算,则津每年通过国际收支逆差漏出的外汇将达200亿人民币左右,如果考虑外债偿还,则情况更为严重。津采用人民币作为法定货币,也就意味着中国对津的金融体系要进行托底、维稳,那每年的货币漏出就会成为中国的沉重负担。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完全不可能接受津方的提议。在满足以下条件的情况下,中国仍然可以考虑帮助津建立起人民币主导的货币体系。

  第一,津应整肃财政纪律,减少对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依赖,严格控制财政赤字和外债规模。第二,津尽快采取改革措施,整治、改善营商环境,吸引FDI,通过这一渠道在中短期积累外汇,在中长期形成有效产能。第三,津需要制订中长期规划,充分利用其资源优势,形成有优势、大规模的出口产业链。同时,为国际收支实现平衡制订实施步骤和具体时间目标。

非洲中资银行业布局:更好地整合区域和国际金融资源

  21世纪以来,非洲国家经济发展迅速,成为全球市场的一大亮点。与此同时,中国金融机构也开始在非洲积极布局。2007年,中国工商银行以55亿美元收购南非标准银行20%股份,之后又进一步参股,成为南非标准银行最大股东,间接覆盖了非洲20个国家。20116月,中国人民银行与非洲开发银行签署了涵盖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等方面的双边合作协议。20143月,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与英国巴克莱银行和法国兴业银行签署合作协议,为扩展非洲业务铺平了道路。此外,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也纷纷在非洲启动了布局。

  和其他的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一样,非洲的金融市场体系不成熟。不但如此,非洲国家经历的殖民历史时期较长、独立时期较短,经济和金融体系与历史宗主国的关系仍然较为密切。在这样的高成长经济体布局中,就需要对其政治、经济、金融生态环境较为了解,从而以合适的切入点进行金融布局。

  从商业银行体系来看,非洲的银行机构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本地银行,如南非标准银行,其网点覆盖近20个非洲国家;第二类是原宗主国大型银行在非洲开设的分支机构,如法国的商业银行,是非洲银行的主力之一;第三类是外资银行,如美国花旗银行集团,它于1960年代中期后进入非洲市场,以及新近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银行。

  在此,我们给出中资金融机构布局非洲的两大方向。一方面,从北向南,以巴黎金融市场作为欧洲与非洲的连接点,布局中非和西非14国的金融市场,这类布局主要涉及的是法语区国家。另一方面,从南向北,通过参股和控股南非金融机构,对南部和中部非洲国家的金融机构进行布局,这类布局主要涉及的是英语区国家。后者的一个例子,就是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南非标准银行,为其在非洲的布局打开了空间。

(一)从南向北:南非是辐射非洲的起点

  从非洲主要国家的政治经济环境来看,南非地区政治环境相对稳定,中南双边经贸发展迅猛,南非的人民币离岸业务发展更加具有长期稳定的优势。从南非的金融体系本身来看,南非不但拥有健全的制度和法律体系,在国际上有良好的信誉,而且也拥有相当完备的金融体系和基础设施,金融监管体系也较为成熟。

  此外,南非也是历史上英属非洲殖民地发展相对较好的地区,和其他历史上的英属非洲殖民地也有密切联系。比如历史上的英属南非公司曾经直接管理过津巴布韦和赞比亚(即历史上的南罗得西亚、北罗得西亚),再如,南非兰特也在莱索托、斯威士兰、纳米比亚作为流通货币,充当区域金融体系稳定的核心。以南非标准银行为例,其分支机构和网点覆盖了近20个非洲国家。

  作为历史上的宗主国,英国的一些银行在非洲也有着较广泛的网点覆盖,例如英国巴克莱银行在南非、博茨瓦纳、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赞比亚和加纳有分支机构,在毛里求斯和塞舌尔等海岛也有业务活动。

  以此为背景,中国银行业在非洲从南向北的布局,大体可以有三种模式:其一,可以借鉴中国工商银行在南非、中国银行在肯尼亚的清算业务开展路径,发挥中资银行海外机构的清算代理行的作用,加快人民币全球清算和结算网络的形成。其二,借鉴工商银行收购南非标准银行的模式,与南非或其他非洲本土银行合作,搭建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和投资的平台,间接辐射其他非洲国家。其三,与英国银行合作,在银行间建立起委托、代理的业务关系,甚至更为紧密的合作安排,包括参股、控股等形式,通过英国银行的网络来实现短期内对非洲市场的覆盖,实现共赢。

(二)从北向南:巴黎是欧洲与非洲的连接点

  在人民币离岸市场以及中资金融机构的海外布局的过程当中,北美和欧洲的金融市场较为成熟,是布局的重点选择。在此过程当中,美国态度相对消极,欧洲各个金融中心则态度积极,甚至踊跃。

  欧洲的诸多国际金融中心当中,伦敦、巴黎、卢森堡、法兰克福等各具特色。伦敦一直处于全球金融中心的核心地位,理所当然地成为中资金融机构在欧洲布局的首选。但是作为重要的金融中心,巴黎也同样值得关注。巴黎的金融圈人士甚至认为,巴黎在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设、中资金融机构布局等方面,有着伦敦无法具备的先天优势。

  与欧洲其他的国际金融中心相比,巴黎的独特优势在于:巴黎为非洲14个法郎区国家提供着相当规模的金融服务。由于历史原因,非洲有14个国家组成的法郎区,包括中非货币联盟(CEMAC)和西非货币联盟(WAEMU),其货币获法国财政部保证可自由兑换为欧元。因此,中资金融机构布局巴黎,不但有助于在欧元区开展金融业务,而且还间接有助于在中部和西部非洲拓展金融业务。

法郎区国家的背景

  在独立之前,这些法郎区国家多为法国的殖民地。最早也直接使用法国法郎作为流通货币。1945年起,这些国家开始使用非洲殖民地法郎(Colonies francaises dAfrique)作为通用货币,该货币与法国法郎保持固定平价,简称非洲法郎或非郎。

  进入1960年代,原法属赤道非洲国家组团建立了中非货币联盟,成员国包括赤道几内亚、刚果共和国、加蓬、喀麦隆、乍得以及中非共和国;原法属西非殖民地国家建立了西非货币联盟,成员国包括贝宁、布基纳法索、多哥、几内亚比绍、科特迪瓦、马里、尼日尔以及塞内加尔。

  目前,中非国家银行(BEAC)为中非货币联盟国家的中央银行,其法定货币为“中非金融合作法郎”,俗称中非法郎(Central African CFA franc); 西非中央银行(BCEAO 为西非货币联盟国家的中央银行,其法定货币为“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俗称西非法郎(FCFA franc)。各国中央银行均在法国财政部设立“业务账户”,并将其大部分外汇储备存入这个账户,以保证其货币与欧元的自由可兑换,而法国财政部则扮演着法郎区央行盟主的角色。在欧元区诞生之前,非洲法郎一直与法国法郎直接挂钩,其后改为与欧元直接挂钩,但是这种货币合作机制始终是根本。

布局法郎区国家之困

  中资银行若在这些法郎区国家布局,一方面有日益密切的经贸关系作为基础;但是另一方面,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双边金融合作较少,银行网点布局也几乎是白纸一张。中资机构布局非洲法郎区国家面临举目无亲的处境。

  具体而言,从双边经贸关系看,目前,非洲法郎区国家均与中国建立起较为密切的双边经贸联系。据中国商务部统计,中国和这些非洲法郎区国家的双边贸易每年可达200多亿美元的规模、双边进出口贸易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同时,对于这些国家而言,毫无疑问,中国都是这些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一般而言,中国占到这些国家对外贸易总量的20%左右。此外,中国还对非洲法郎区内各成员国开展了大规模的经贸援助与合作项目,项目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如水电站、公路、工厂、医院、体育场建设项目等。与此同时,中国地质工程总公司、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中兴公司、华为公司等大型中国企业已在部分非洲法郎区成员国内开展业务。

  然而,中国与非洲法郎区国家的双边金融缺少合作。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些国家的金融体系与法国尤其是巴黎金融市场紧密相联。中资银行在非洲法郎区国家的布局也基本是空白,例如,中国工商银行通过参股南非标准银行,间接覆盖了非洲南部和中部的20个国家,但是在非洲法郎区国家缺乏网点布局。这种情况,反过来又制约了中国与非洲法郎区国家的经贸往来和直接投资。

布局法郎区国家之解

  在现行货币制度下,中非货币联盟与西非货币联盟在各自的成员国之间已实现了跨境资金的自由流动,中国商业银行只需在联盟内任意一个成员国境内获得外汇从业资格,就能够为联盟内其他成员国的企业和居民提供外汇兑换服务。

因此,为规避相关国家的政治风险,提高相关谈判的效率,中国政府可以通过加强与法国在非洲运营银行合作,加强与非洲本地投资者的金融联系,增强互信程度。然后,发挥巴黎作为全球人民币离岸市场的作用,在中非贸易之间增加人民币计价和结算的比重,并且增加对非洲的人民币直接投资。

  最后,可在中非货币联盟与西非货币联盟中分别选择1-2个国家作为重点合作对象,引导有条件的中资银行在相关地区进行网点布局并从事人民币挂牌兑换业务。从目前情况看,中非货币联盟中的刚果共和国、喀麦隆,与西非货币联盟中的多哥,较适合成为人民币与非洲法郎的重点合作伙伴。

结    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需求巨大,而其中潜在的风险也值得我们关注。本文提供的三个案例,从以下三个角度为一带一路投融资机制的建设提供了启示:投资主体、投资伙伴、投资对象。

  第一,投资主体的借力借势。中资银行业在非洲的布局分析,说明了投资主体的布局除了独立布点之外,还可以借力借势,通过伦敦、巴黎等现有国际金融中心、国际金融网络,在非洲这样的地区进行布局。利用现有国际金融中心之间的竞争,为中资金融机构业务的布局拓展找到新的空间。

  第二,投资伙伴方面需要绑定各方利益。马歇尔计划的特殊账户机制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要将各个相关方的利益进行绑定。而推动“一带一路”线上的双边合作、第三方合作,不但有利于增加资金来源,发挥欧美国家在技术、金融市场方面的比较优势,减少国际社会对中国推行新殖民主义的猜疑心理,而且也有助于提高透明度,减少中国对外投资项目在环境评估、人权问题等领域面临的批评,最后也有利于增加东道国的违约成本,更大程度上保护中国投资的安全性。

  第三,投资对象方面需要对融资条件约法三章。津巴布韦关于使用人民币的提议,对我们的启示是:如果要确立可持续的投融资合作关系,投资对象国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必须整肃财政、货币政策的纪律,减少对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的依赖,严控财政赤字和外债规模;同时还需要采取改革措施,整治、改善营商环境,积极吸引FDI;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链,真正形成有效产能。


*作者感谢匿名评审人的建议,当然文责自负。

[1]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 》,2017年01月18日 03 版。

[2]我们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单位劳动力GDP)与基础设施发展水平(WEF基础设施评分)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即使我们不对这种关系的因果方向进行分析,也可以利用这种相关性,基于经济发展水平的预估,对基础设施发展水平进行估算和预测。

[3] IWEP:“一带一路投融资机制研究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课题组,2017年。

[4] Qiyuan Xu, Bei Gao and Dongmin Liu, “What AIIB Means for theDevelopment Finance System? A View from China-US Relations”, in Zhiyue Bo(eds.), China-US Relations in Global Perspective, Victoria University Press,Wellington, pp.136-54. Forthcoming, 2017.

[5]金玲: “‘一带一路’:中国的马歇尔计划?”,《国际问题研究》,2015年 第1期,第88~99页。

[6]  J. Bradford De Long andBarry Eichengreen, “The Marshall Plan: History’s Most Successful StructuralAdjustment Program”, NBER Working Paper No. 3899, 1991.



(本文原刊于《国际经济评论》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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